“闭关锁国”这个词最早出现于何时，很难考据明白。印象里，严复在晚清翻译《原富》（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时，已在译者按语里用过这个词。严复使用该词的语境，是要批评“中国近世士大夫”。他说，这些人普遍认定国家财政赋税的基础是农业，普遍主张兴农，他们见到各省遍布荒地，到处都是流民，就大声疾呼要搞移民实地。这种呼吁虽然没错，可他们只见果不见因，看不到土地荒芜、百姓陷入贫困背后的经济与制度成因。而且，这些人“又为闭关锁国之说，又于一切电报、铁轨、通商之事，皆深恶而痛绝之”，全是些闭关锁国论的忠实拥趸，高度排斥电报与铁路这些现代事物，高度反对在商业上与世界接轨。让这类人去为国求富，无异于让庸医去给人治病，疯狂开药却找不对病因，还把病人正常的新陈代谢渠道给堵塞起来，“如是而不杀人，未之有也”，只会将病人给治死。就严复的措辞来看，“闭关锁国”实是晚清改良知识分子对自身所处时代的一种基本认知。相比批评“闭关锁国”政策的制定者——也就是爱新觉罗皇权，严复更忧心清帝国的士大夫已被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把脑子给搞坏了。这些人丝毫不觉得自己是“闭关锁国”政策的受害者，反在积极主动地维护该政策。严复如此这般忧虑，是因为他见多了“闭关锁国”状态下清帝国知识分子的丑态。试举几例。1867年6月，一位患有口吃之症的小官员杨廷熙，让家人给自己置办了一具棺材，然后将一份多达五千字的超长奏折呈递给了朝廷，痛批当时执政的恭亲王奕䜣不该设立同文馆，不该在同文馆内开设算学和天文学课程，还请洋人来执教。杨廷熙在奏折里说，他不反对同文馆让学生去学点英文、法文，但他无法接受朝廷开高薪资聘请洋人来同文馆教授数学和天文知识。他还说，自己思前想后一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十大不解之处，要和皇帝、两宫太后与众大臣说一说。十大不解内容繁杂，不做一一介绍，只说其中的第二条大不解。杨廷熙说，“历代之言天文者中国为精，言数学者中国为最，言方技艺术者中国为备”——天文、数学、方技艺术这些东西，明明是中国最厉害、最先进。在“幽深微妙”方面，西学里的那些轮船机器，与我们的太元、洞极、潜虚相比，恐怕也是比不过的。而且，“中国为人材渊薮，岂无一二知天文、明数学之士足以驾西人而上之者哉？”——我大清帝国人才济济，怎么可能找不到超越洋人的天文学者、数学专家呢？朝廷花大价钱去请洋人来同文馆教授数学、天文知识，是在“自卑尊人、舍中国而师夷狄”，如此这般屈尊降贵跑去跟洋人求学，我实在不能理解。在清帝国的官场，杨廷熙是一个非常边缘的人物。如果不是清廷因大旱而例行公事下诏让天下官员提意见，他这个小小的“候补直隶知州”未必有机会将奏折送到当时执政的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䜣手里。为个人前途计，他向朝廷呈递这篇五千字的雄文是很蠢的行为，毕竟，开设同文馆是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䜣共同作出的决策。尤其严重的是，他这篇奏折中还有许多针对当朝权贵的犀利指责。时人欧阳昱读了杨的奏折后如此总结其内容主旨：“痛言两宫太后过失，不善用人；恭王李相泄泄沓沓，一以和为主。低首犬羊，绝不顾国家大体，罪皆可杀。”
打击面如此之广，措辞如此不留余地，显见杨廷熙此番上奏不是投机，而是发自真心实意。这也是杨在呈递奏折之前，要先给自己置办一口棺材放在家中的缘故。清帝国闭关锁国已久，杨廷熙饱读古老的四书五经，却完全不懂近代天文学为何物，只能想当然地将之等同于中国传统的“星宿学”；也完全不懂近代数学为何物，反认定千余年前那些关于数学的基础认知更加“幽深微妙”。他是发自肺腑地认为清廷不需要引进近代数学和近代天文学，发自肺腑地认为向洋人求教近代数学和近代天文学，是一件丧权辱国的大事。他是漫长的“闭关锁国”政策造就出来的一个真诚的无知者。
杨廷熙给自己预备的棺材，最后没有能够用上。据说，慈禧太后见到奏折后大怒，欲下旨将之逮捕诛杀，却被慈安太后劝阻，理由是“杀之适成其直名，而我恶名遂为千秋万世所指摘”——他本就不怕死，你杀了他等于成全了他犯颜直谏的美名，也让我们的恶名流传千秋万代。于是，朝廷只在杨廷熙的奏折上批复“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等字。杀杨廷熙之所以能成就他的美名，是因为同时代的读书人，绝大部分与杨廷熙一样是“闭关锁国”政策的造物，他们深信天朝上国无所不有，深信天朝上国之外皆是犬羊之辈，文明与文化皆无足观。杨廷熙的无知，恰可与他们的无知发生呼应，形成共鸣。事实也确然如此——杨廷熙的五千字雄文不但在京城士大夫圈子里广为流传，连远在湖北的曾国荃都知晓了他的大名，在家书里称赞杨廷熙是个“有胆有识”的人物。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闭关锁国必定会造就两个结果：一是愚昧，二是自大。反过来，愚昧与自大又会成为支撑闭关锁国政策的重要力量。
在晚清，这种愚昧与自大，不但见于杨廷熙这种朝廷官员，也见于民间知识分子。1873年，各国驻华公使首次获允以近代礼仪，也就是鞠躬礼，直接觐见同治皇帝。大致的觐见过程如下：同治皇帝坐在紫光阁“大内坛之座”上。各国公使从左门入殿，面向宝座向同治皇帝鞠躬一次；前进数步再鞠躬一次；行至宝座下方时第三次鞠躬。然后由俄国公使作为代表致辞。致辞完毕，各国公使将国书放在桌子上，再鞠躬一次。同治皇帝微微欠身，以示接受国书。恭亲王跪在同治皇帝脚边，负责传递皇帝的“细语”。皇帝说国书已经收下，恭亲王便起身走下台阶来到各国公使面前转述，完毕后再回到皇帝脚边跪下；皇帝说问候各国君主，恭亲王遂又再次起身下台阶转述。觐见仪式结束后，各国公使再鞠躬，然后退出。这本是一次很平静的外交活动。但对在“闭关锁国”状态下自大了上百年的清帝国民间知识分子而言，洋人们不对同治皇帝三跪九叩，实在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于是，在当时的“京报”（一大批同类报刊的统称，专门转载宫门抄、上谕和朝臣奏章的民营报纸）上，洋人觐见同治皇帝的情形，被演绎成了一场丑剧：“居首者读至数句，即浑身发战，不能卒读。皇上问国王好，亦不能答。皇上又问，屡次求见，有何话说，亦不能答。其次者则奉书屡次坠地，而不能开声。经恭亲王当众嘲笑‘草鸡毛’，令人掖之下阶；不能动步，坐地汗喘。十二人摇头私语，不知所云。延之就宴，亦不能赴，仓皇散出。恭王云：‘说是大皇帝不可轻见，你们不信，今日如何？我中国叫此为草鸡毛!’举国以为笑谈。”
总而言之一句话：面对我大清同治皇帝的天威，这些原本不肯跪拜的外国使节全都吓尿了。他们浑身战栗、国书拿不住，问话答不出，脚步也迈不动，汗流浃背浑身脱力，至连宴会也无法参加，只能仓皇离去。还被我大清的恭亲王嘲笑为上不了台面的“草鸡毛”。“京报”这篇消息迎合了锁国状态下知识分子的愚昧与自大，于是传播甚广。知名读书人李慈铭也见到了这篇报道，他在日记里很开心地写道：听说这些洋人“皆震栗失次，不能致辞，跽叩而出”，洋人们还说他们自此以后再也不敢觐见我大清皇帝。究其原因，实是因为这些洋人皆属犬羊之辈，不懂君臣大道，从来没见过“汉官威仪”。如今亲眼目睹了天威，便只能“伏地恐后”，吓到瘫软。士大夫或谓读书人普遍的愚昧与自大，造成了清帝国“国家智商”的全面退化。1890年初，五十二岁的薛福成，以“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的身份，自上海登船前往欧洲。他在欧洲驻留了四年，至1894年5月任满回国，不久后去世。按清廷的规定，出使各国大臣有写日记的义务，须将海外所见详细记载报送总理衙门。在欧洲的四年多时间里，薛福成留下了六卷、十七万余字的出使日记。这些日记，清晰展示了一位“标准洋务派”的智商，如何得到重铸与恢复。薛福成早年做过曾国藩的幕僚。曾器重薛，薛也佩服曾。在思想路径与行为模式上，薛有明显效仿曾国藩的迹象。与曾一样，薛对“传统经世之学”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曾去世后，薛被李鸿章延揽为幕僚，成为其主持洋务的重要助手。这份工作一做就是十年。1889年，薛福成得到出使欧洲的机会。此行，让这位以传统经世之学为本，信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标准洋务派，观念上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二十年前，郭嵩焘出使欧洲归来，因赞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遭到清廷朝野的排挤批评，成为“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薛福成也质疑郭的言论，“稍讶其言之过当”，觉得郭的话太过夸张。这种怀疑，直到薛亲身来到欧洲后，才终于烟消云散。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十三日，抵达欧洲数月后，薛福成在日记中写道： “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教，始信（郭）侍郎之说。”
薛在欧洲见到了繁盛远超清廷的义务教育，见到了清廷绝不存在的女子教育，还见到了残疾人也有聋哑学校可上，还了解到父母若不让孩子接受义务教育，要受到法律的惩罚。这些亲见亲闻，终于让薛相信，郭嵩焘当年之言并非浮夸。学校里“有厨房、有书库、有浴室、有饭厅……”，也让他感慨万千。在光绪十八年（1892）七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薛发出了“於戏！至矣尽矣，毫发无遗憾矣！吾不意古圣先王慈幼之道、保赤之经，乃于海外遇之也”的赞叹——啊！实在是太好了，想不到能在海外，亲眼见到中国古代圣王教养儿童的理想变成现实。将时间回溯到二十年前。1872年，陈兰彬携幼童赴美留学时，薛福成写了一篇《赠陈主事序》相送。在那篇文章里，幼童们要去的海外，被薛贬斥为“饕利朋淫腥膻之地”。薛最大的担心，是这些孩子“志识未定”，离开礼仪之邦去往那蛮荒之地，很可能会被同化成蛮夷，然后“归而挟其所有以夸耀中国”，带着从海外学来的技术向大清耀武扬威。所以，薛特别提醒陈兰彬，“先生此行，务必究洋人之所长，更善查洋人之所短可也”——你这次带孩子们出去留学，要让他们学习洋人的长处，更要让他们了解洋人的短处。如此，才能让孩子们免于沦为异族。二十年前的文章，与二十年后的日记，犹如天壤之别。在人生的最后四年里，薛福成渐渐偏离了其“标准洋务派”的人设。赴欧途中，薛目睹香港、新加坡等地，依赖工商业从荒凉之地发展为繁荣巨埠，对传统的“农本商末”之说生出质疑，发出了“商为四民之纲”的惊骇之论。薛认为，近代国家要想富强，必须走工商立国之路，虽然这条路“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清朝的知识分子没听过，儒家的六经也不传授，但他的亲眼所见，证实这条路是对的，是必须要走的。抵达欧洲后，对工厂企业的参观，又进一步巩固了薛的这种认知。光绪十八年闰六月初六，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总结的二十一条“养民”之策，也就让民众日子好起来的办法。这些办法，包括造机器、修铁路、建电报、设邮局、办报纸、办银行、立商法、护商权……总之就是充分利用各种技术文明和制度文明，来为工商业服务。工商业发达了，清朝才能强大，才能实现“养民”，民众的日子才会好起来。自此，原来的“标准洋务派”薛福成，转身变成了洋务运动的批判者。在光绪十九年六月十四的日记里，薛说，欧洲国家之所以富强，是因为他们“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致力于发展工商业和提升国民教育程度，反观清廷的洋务派，却只知道买枪买船建兵工厂，实在是丢了西瓜专捡芝麻，走了歧途。对于如何让国家富强，薛在日记中总结过“五大端”，就是五件必须办的大事：第一件是“通民气”。要有制度建设，让民意可以畅通地表达。第二件是“保民生”。要以制度来保障民众的私产，使它们没有“意外之虞”，要有制度来给民众提供养老、疾病等保障。第三件是“牖民衷”。要以制度来保障民众的受教育权，让他们“终身无一废学者”，都可以接受到教育。第四件是“养民耻”。法律要文明化，须废除各种残忍之刑；监狱也要文明化，须讲究卫生、须给服刑者提供工作学习机会、须有医疗保障，不可有鞭打之事。第五件是“阜民财”。朝廷要做好各种支持工商业和农业发展的基础建设，要藏富于民。薛还注意到，一个国家的社会运转是否正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有没有“体面人”，和这些“体面人”能不能够有效地介入公共事务。在光绪十八年五月十三的日记里，薛说，欧洲各国介入公共事务的“员绅”，大多家道殷实，“群谓之体面人”。薛敏锐地觉察到，这种风气与中国推崇“寒士”的传统大不相同。在光绪十九年四月十六日的日记里，薛福成将这种区别，总结为“中国用人以富者为嫌，西俗用人以富者为贤”。薛比较了二者的历史成因，然后发出了一句非常古老的感慨：“有恒产即有恒心。”
智力来自正确的逻辑与充分的见识。前者提供思维工具，后者为思维工具提供原料。薛福成关心时事，关心清帝国的命运与前途，但长期闭关锁国造就的知识氛围和舆论氛围，损害了他的逻辑与见识。直到他出使欧洲，远离了闭关锁国的文化氛围和舆论氛围，逻辑回归见识日增，才得以告别愚昧与自大，他的智商才重新上线。遗憾的是，薛福成个人智商的回归，远不足以提升整个清帝国的智商。当严复在1900年翻译完成《原富》时，他仍对清帝国士大夫们“又为闭关锁国之说”感到痛心疾首。